解读:周朝实行分封制四百多年后才有造反,汉朝怎么才几十就出现了造反了?(图)

周朝实行分封制四百多年后才有造反,汉朝怎么才几十就出现了造反了?

说到周朝的分封制度其实在当时的社会还真的是很好的一种选择了，并无其他的好的选择，这就导致了后来的诸侯造反了，但是周朝分封制也是持续了四百多年了，我们再反向的看看汉朝，这分封制搞了不到几十年就出现了诸侯造反的情况了，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周朝和汉朝完全的分封制不一样吗?下面就跟随小编继续揭秘看看吧!

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成功，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周王朝的分封制，奠定了中华帝国的初始版图。汉朝时的分封制，则是一种历史的惯性的修正缓冲行为。在完成了必要的民众心理和制度的完善后，中华帝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成为了历史主流。

1.周王朝：亲亲善恩的分封制度

周王朝施行分封制的原因是，周武王在一天之内革命成功，灭掉了商王朝，是小兵临大国。

王朝初建，天下土广民众，如何能够用最小的人力，快速地消化商王朝的政治遗产，是摆在统治者面前最为棘手的任务。周武王夙兴夜寐，“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怀着开天辟地的政治情怀，对于顽固的殷商遗民，周王朝没有实行“剃发易服”的强制同化之策，而是采取了“存人国、继人祀”的方法，封虞、夏、商之后于陈、杞、宋，尽最大可能地降低了民族矛盾。

姬发在克商四年后病逝，他的弟弟周公旦在商王朝的“内外服”政治制度基础上首推“亲亲善恩”的分封制度，将众多的王室宗亲封建到各地，为新兴的周王朝开疆拓土，保驾护航。

这个时候的各个诸侯国，于公是国家的臣子，需要为君主打仗开疆;于私是家族的成员，需要为“族长”周王排忧解难。宗法制，是与封建制同时建立起来的伦理制度。

周王分封出去的诸侯国，看似划拉一大片地方，但实际上并没有事先在当地建立起稳固的、深入人心的统治，并没有充足的政治合法性。当地还有很多土著政权，抵抗新来的诸侯王军队。这样，诸侯国就不得不依赖“族长”的力量来形成局部优势，在当地站稳脚跟。

比如，姜尚得到了齐国作为封国，然而齐国地处东夷，民风彪悍，纣王时期也没有将齐地的东夷人打服。姜尚被任命为齐国公，在没有打下来之前，就是一个空头支票——周王室实际很聪明，慷他人之慨，对后来的秦国也是如此。姜尚在前往山东的路上，一个当地的部落长告诉他：“周公、召公都封诸侯，可是他们没有上任，还在朝廷，这是因为他们是姬姓王族的缘故，他们即使没有封国，依然也是朝廷重臣。你是一个外姓人，这次齐地建国是你为自己的子孙留下一片基业的好机会，怎么还慢腾腾地走呢?”姜尚听后，快马加鞭，史称“黎明即至”，然后靠着周王朝给予的“征东大元帅”的名义，充分调动了周王室力量，一连打了三年，才站稳脚跟，为诸侯国封土建国开了一个好头。

诸侯国纷纷就国后，他们建立了一些城镇充当殖民据点。因此，实际上，当时的周王朝的领土实际上并不是连成一片的。在全国各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殖民据点，大邑数千人、小邑数百，有装备着青铜武器的周人嫡系部队守卫，对城外的数万“野人”进行军事、政治压制，文化同化。“野”这个词，之所以现在具有了“粗俗”、“蒙昧”的内涵，与周朝时期用这个词来称呼那些“未开化”的人有关。

这种压制并不稳定。在周王朝势力上升期，周边的少数民族不敢打诸侯国的主意——打狗还要看主人。当年周王可是连续三次南征“楚蛮”，最后昭王都被“楚蛮”偷袭淹死在了汉水。齐桓公带着九国诸侯，兴师问罪楚国时，还把这件事跟楚国不上供祭祀用的茅草相提并论。由此可知，当时的周王朝非常尚武，能够压制一般的“野人”，为诸侯国提供强大的外援和底气。

2.春秋战国：分封制渐显颓势

周王朝晚期，情形发生了变化了。“边缘民族”由于受到了周王朝先进的文化的影响，渐渐开化，形成了原始的政权，纷纷迁往中原居住，翟、狄等部落都已经把黄河流域当家了。周王室却渐渐开始腐朽堕落，终于发生了犬戎攻破镐京的事件，堪称周朝时期的“靖康之变”。此后平王东迁洛阳，周王室力量衰败，开始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故事。

到了春秋战国时，原先设置的分封制的基础，就已经没有了社会环境。西周300年的发展，各个诸侯国都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实力，如中原的郑国、山西的晋国、山东的齐国，其人口和军事能力都已经与周王室并驾齐驱。因此，“礼崩乐坏”的时代开始了。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各个诸侯国，开始主动寻求社会制度的改变，这种努力在战国时代，形成了一股变法的高潮。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变法，其根本目标都是富国强民，兼并讨伐其他国家。战国时期，中原各地都已经开发完毕，少数民族都已经被同化、被赶跑。比如，秦国把义渠人同化了，赵国把楼烦和林胡赶到了漠北，就是弱如燕国还把东胡从辽东赶跑了。战国列强越打越大的战争规模，终于催生了中央大一统政权的来临。

中央集权政府，能够充分调动全国的战争资源参与竞争，这是战国时期牺牲的200万士兵们用生命写就的政治经验。因此，分封制逐渐没落，各个国家都开始了中央集团的变革。其中，由于秦国发展最慢，贵族势力最弱小，秦国的中央集权改革最为成功。历史选择了秦国，作为中华帝国大一统的开创政权。

3.汉代分封：历史的惯性

在缺乏强大的外部竞争压力下的中央集权，受到了以项羽为代表的旧六国贵族以复辟为目的的军事叛乱。最终，秦朝二世而亡。

历史终于演进到汉朝了。

汉承秦制，但是汉朝并没有采取秦朝一样的“革命”做法，而是采取了渐进式的改良。

不管是出于承认既成事实，还是遵从了人们恢复古制的愿望，刘邦开国，分封诸侯国，天下凡有36郡，分封且占21郡。

此时的天下州郡，已经大都开发完毕，尤其中原各郡，经过周秦两朝800多年的开发，民族、文化高度统一，经济发达。刘邦占据了关中和四周的险要隘口，形成四塞之地，借鉴了以往的历史经验，以关中对关东形成了战略地缘优势。在中原地带，控制了洛阳作为前出基地，威慑诸侯王。

异姓诸侯王首先发难，凭借着封地里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发动了反叛。刘邦在去世前一年，还在平叛的路上。刘邦临死前，已经削平异姓诸侯国，杀白马立誓：非刘不王。

刘邦是第一代天子，家族人丁不旺，因此不排除刘邦分封诸侯国的个人动机——在中国传统的宗族概念里，刘邦希望能多封众建，快速提升宗族实力。

但是此时的分封，已经与周王朝初期的分封不可同日而语了——周王朝分封，是为开拓;汉王朝分封，是为众建。时代不同，同样分封制，产生了不同的后果。

刘邦在世时，就曾考虑过诸侯国会不会造反的事。吴王刘濞在就国前，刘邦曾直截了当地问他：“刘濞啊，以后，你会不会造反啊?”

唬的刘濞马上趴在地上，连声说：“不敢，不敢!”可是最后造反的，就是这个刘濞带头。可见，刘邦当时也不认为在当时中原土地都已经开发的时候分封是一件好事。刘邦在平叛的过程中也意识到，关东土地肥沃，生齿日繁，经济发达，封土建国必然会使诸侯国对中央权力产生觊觎之心。诸侯王对皇位，有着极大的道统优势，从纳什均衡理论来看，天生具有夺取皇位的利益动机。七国之乱中，楚王就曾说过：“都是高皇帝的子孙，为什么我不能做皇帝?”

4.汉武正道：天下终归一统

可刘邦为什么还要分封呢?除了前文中说过的刘邦的家族私心外，刘邦朝廷的权力架构的平衡设计，才是汉代分封制的另一个主因。

在汉朝的权力架构设计中，中央政府与地方封国，实现外部制衡。功臣集团与外戚势力，形成内部制衡。外戚、功臣、宗亲，又形成了三方制衡。

在朝堂上，皇权与功臣集团充分合作。因为功臣集团的利益与皇权一致。通过强化中央集权，以朝廷直辖的政治、国力优势，压制对中央有威胁的诸侯王。

在地方上，诸侯王都是刘氏宗亲，在外部形成了庞大的家族势力，对朝廷里的功臣集团形成战略威慑，使得功臣集团不敢变成权臣集团，同时宗王镇守地方，在汉朝的官僚制度没有完善前，也有助于汉朝统治的稳定。

汉朝初期，皇权在微弱时期，也要借外戚的力量来施展皇权，免于被功臣集团架空。可是外戚一旦坐大，势必要引起功臣集团和宗亲的抵制，这两方会合作铲除外戚。

这样，外戚、宗王、功臣集团实现了三方制衡，在皇权不是很稳固时的汉朝初期，实现了平稳过渡。

这样的过渡本来就是妥协式的，三方制衡的，经常会由于突然的政治变故而打破平衡。因此，汉朝初年政治斗争不断，但是总是能化险为夷，再次建立平衡。这种局面，在汉景帝“七国之乱”时被打破，诸侯国的势力开始被削弱。到了汉武帝时，他一口气做了54年皇帝，从小字辈熬成了爷爷辈。汉朝的初年的几大势力中，宗王势力被“推恩令”削弱，外戚势力严重依赖皇权，汉初功臣集团基本被连根拔起。汉武帝此时，又不失时机地完善了察举制和征辟制等官僚选拨渠道，使得汉朝中央完成了大一统集权。

所以，汉朝刘邦的分封制，实际上只是一种向中央集权政治的过渡，是由周王朝的开拓式的分封政治向统合式的中央集权政治转变的缓冲制度。战国时期诸侯封建叛乱的旧例(三国分晋、田氏代齐等)，也毫不例外也发生了叛乱的行为。只是，由于刘邦设计的权力架构的制衡体系，等到了汉武帝的雄才伟略，完成了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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